“当前,决定汽车市场走向的关键是购买力问题,在经济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,这一轮刺激政策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有待评估。”4月8日,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在接受《中国汽车报》采访时强调,当前汽车行业的发展,的确需要一定的刺激政策扶持。在他看来,随着国际疫情的扩散,此次疫情的影响还没有“到顶”,国际供应链变动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影响可能会在5月显现。
当前,汽车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还未完全恢复,这是影响汽车市场的根本所在。尽管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性效果、复工复产也在加快推进,但经济并未完全恢复、民众收入也未完全恢复,而汽车的终端销售不是简单的供给端政策刺激问题,而是市场购买力没有恢复。
在董扬看来,尽管中央和有关部门都在积极鼓励汽车消费,但落到实处的刺激政策并不多。只有广东等一些地方出台了刺激政策,范围并不大,并且有些地方的政策支持力度也不大。比如,杭州的补贴实际上是车企让利带来的,并非来自地方政府的支持。在没有更多更务实的政策出台之前,现在还很难评估此轮救市能起到多大作用。
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,尽管业内对放开新能源汽车限购、延长补贴有很强烈的呼声,但目前,只是国务院明确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长2年,但相应的实施细则还未出台,落实到市场层面尚需时日。“仅是消除了危险因素,还很难说能起到多大作用。”董扬说。
针对4月7日工信部发布的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修改<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>的决定(征求意见稿)》,删除申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有关“设计开发能力”的要求;强化对企业生产一致性和售后服务保障能力的要求;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停止生产的时间由12个月调整为24个月等变化,董扬认为,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的修改,放低了新能源汽车的准入门槛,但不等于对企业没有要求。删除设计开发能力的要求,不等于企业不需要具备设计开发能力就可以造车。
“没有科研力量、车辆开发能力卖什么车?生产企业没有,合作伙伴也得有才行。你可以学习、参考别人的设计,但不是长久之计,没有自己的设计开发能力,企业怎么生产?”董扬强调,降低门槛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,是“放管服”的要求,也是近年来我国汽车行业管理的发展方向。我国汽车行业今后的发展,一定会改变过去“严进宽出”的模式,而是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市场竞争的手段,引导行业更好的市场化发展。
需要注意的是,尽管当前中国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,但国际疫情的蔓延给中国汽车工业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忽视。
“当前由于还有一部分库存支撑,影响还没有显现出来。我判断国际供应链对汽车生产的影响将在5月显现。”董扬表示, “此前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是产品运不出去,现在国际疫情扩散,不仅是运不出去,更严重的是买不进来的问题。”
针对后疫情时代,如何培养企业抗风险能力的问题,董扬认为,这是长期问题,不可一蹴而就。
“企业抗风险能力不是马上就能培养起来的,但此次疫情之后一定会有变化。”他说。此次疫情给企业提了醒,必须要重视抗风险能力的培养,如此次疫情对供应链本地化就提出了严峻考验。
董扬预计,疫情结束后,可能会有更多企业考虑加强本地化的生产甚至研发,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可能会减少。不过,无论是企业抗风险能力,还是对全球供应链依赖程度的降低,以及加强本地化都需要时间,在施行层面也有很多因素要综合考量。
针对供应链不足导致的国六新标准尤其PN值达标的隐忧,董扬也认为应该适当考虑给予过渡期,他透露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。不过,董扬也强调,不能打击已经达标的企业推出国六车辆的积极性。
“给予国六实施过渡期还是需要的,因为这涉及到的不仅是新产品达标和供应链问题,还涉及国五库存车问题。”董扬最后说。(王金玉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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